即使每个月一千多元的收入也会有人愿意去做，要知道在中国贫困的偏远农村一个人的年收入有可能也只有千余元，对于他们而言，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将会带来城市谋生初期可贵的喘息机会，这里面有没有剥削？当然有，但当剥削变成为某一个个体自发接受的时候，剥削也就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很多时候，我们怕的可能不是剥削，而是连被剥削的机会也没有。
当资本履行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天性之时，怎么能够指望企业去自发地追求社会公德？这也就是雇主们愿意在慈善晚会上捐出去上亿，也不愿用这些钱来改善员工的福利。从心理上来讲，如果是捐赠，那么捐赠的钱是自己已经努力挣来的，同时慈善的光环也会让自己有了声誉，也许利用这个声誉可以更高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如果是改善员工福利，那么这些钱就变成了成本，从而降低了帐面上的盈利能力，钱并不是赚来的，同时这种受众面毕竟是内部的达不到扩大企业宣传的效果，因此并不是雇主们所喜闻乐见的。你说雇主们虚伪吗？我说一点也不虚伪，因为履行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讲究的是从企业的自身利益出来，而不是仅仅是讲求公德心。
一个所谓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一但进入大陆就会入乡随俗，比如在这些大企业所在地经常会见到由该企业捐赠的医院及其它设施，甚至有企业家的塑像立在里面。企业家们捐赠这些设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区的医疗情况了吗？医疗收费因此而下降了吗？不见得。捐赠一所学校一家医院只是增加了一个基础设施，企业家们也许内心获得了个人巨大的满足，认为自己做了善事，积了无上的功德，佛祖都会保佑的。而他的目的就是这样，一方面求得心安，一方面想象着每一个进入医院的患者都能看到自己的丰碑，那种巨大的成就和满足感不是你我这些草民所能理解的。
我以前在一家外资公司做事，厂区与宿舍楼中间有一条漂亮的马路，但因为避免堵车经常有大型的集装箱货柜车横穿而过，也因此时不时有交通事故传来，一些公司的员工因此成为路上的冤魂。很多员工就建议公司建一个人行天桥或是地下隧道，当时就有资方的人员发声，"这都怪你们的政府，就算是我们要建，就是手续也会把我们拖死。"人不自重，怎可怪他人相轻？我们根本没必要去妖魔化某个企业，要做的只有建立好我们自己的制度，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如何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纳入正常的监管轨道？而不是只顾因为对方是世界五百强，什么事就可能通融，什么都可以商量，什么都可以特事特办。
富士康不在大陆办一样可以生存，它可以去越南可以去马来西亚可以去印度，对于它而言只要面对不同的政府监管就可以，但是关于利益诉求是不会就此停歇。而我们也不要以留住富士康为借口来一再降低我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以及对它们如何进行规范与约束，不能让企业成为梵蒂冈一样的国中国。台湾企业流行的半军事化管理方式苛刻的管理制度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的，也是毫无温情可言的。一个再小的企业都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我想，富士康缺失的不是人声鼎沸，而是人来人往中被遗忘的关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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